不以为自己有命名文学经典的资格，也不以为形形色色的《经典指南》有绝对的权威价值。但作为一个嗜书爱书者，我仍笃信书有好坏之分，只是何好何坏，见仁见智而已；仍相信少年时代，在《基督山恩仇记》中读到的一个说法：50本精选的好书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心灵面貌。
尽管以电影研究为专业，但我却是不折不扣落伍的文字族。在书中度过孤寂而荒芜的成长年代，曾以书——准确地说，是以令我着迷的小说，来标识、句段自己的生命岁月。书于我，曾是天顶与栖身所，是比现实更真切贴近的世界。及至成年，读书写书成了“饭碗”，但读到一本好小说，仍是绝对赏心悦目的一大乐事。因为长时间地不以文学、尤其是外国文学为职业，所以“私定”了毫无权威意义与意识可言的“标准”。我所酷爱的小说大都着眼其有趣、想像力飞扬，别具慧眼的表达托举着对“人”与权力的冷眼窥破，在大雅近俗的嬉笑怒骂中隐忍着一份生命创楚与伤痛。喜爱作品中形形色色的生命的机智与文学的机智。激赏作者冒犯常识与世俗的锐敏。只是读小说成为一种生命而非职业的必需之后，读小说多且滥，便常叹好书如知交，也是可遇不可求的异数。
常提起的一个自己的滥套，是说知识圈、文化人断代，有效的方法之一，是看他们中的大部分究竟是为哪些文学作品“喂养”长大。少年与青年时代的阅读，是人们基本的文化经验，但它无疑是生命经验的重要组成。我确乎不以为在“高雅”与“通俗”间有不可逾越的沟壑，但真正成功地逾越两者这间隔的“后现代文学佳作”却如凤毛麟角。通俗作品之弊端，不在于趣味低俗，更重要的在于它旨在提供现实的“合理”、谎言效果与廉价抚慰。我心目中的好书，在于它提供挑战，展示质疑：其价值不仅在于生命的阐释，而更多是直面人类自身深渊的勇气。此外，另一个老生常谈说，“自莎士比亚之后，一切情节都成滥套，”通俗作品从不忌惮、甚或颇为自得于“滥套”的无穷复制；而滥套与常识的携手，常成为小说接受、不如是文化消费中的和谐舞步。于是，通俗形态未必不产生张爱玲式的奇迹，但通观其主部，却只能是一种麦当劳之类的、美国人所谓的垃圾食品。不论你是否愿意，不论你是否自觉，你终将为你所“吃”之书“喂养”。故此，并不十分考究地拾掇一些我自认为的好书，与爱书人分享。
